一位县委书记的真实故事

发布日期:2018-05-31 信息来源:字号:[]

  

王步中

 

徐亚辉,曾用名徐轶凡,男,192510月出生于盐城市大丰区南阳镇祥北村(原东台县第九区大丰公司祥丰乡二村),祖籍启东市海复镇农村。徐亚辉同志曾先后担任大丰、独山、贵定、响水四县的县委书记,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赤诚之心,鞠躬尽瘁,公而忘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爱国爱党  敢于担当

徐亚辉年少时家境贫寒,未曾读多少书,但他天资聪慧,在村里算是个“秀才”。他待人诚恳,尊敬长者,团结邻里,带头劳动,渐渐地树立了一定的威信。19439月民主选举了年仅18岁的徐亚辉任新乡制祥丰乡二村村长。上任后他积极肯干,年轻而有魄力,因此从上到下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村长”。他团结村干部扭成一股绳,参军参战、征粮征棉、拥军优属、兴办冬学等工作完成得既好又快,经常受到表扬。194310月,二村被垦南区委命名为模范村。

19455月,垦南区搞新乡制试点,民选乡长,二村村长徐亚辉参加乡里投豆选举,当选为祥丰乡乡长。

19461月—19555月,徐亚辉同志历任垦南区区委委员、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垦北区区委委员、宣传科长,垦北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台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委员,大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委员,大丰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555月—195710月,徐亚辉同志任中共大丰县委书记。

徐亚辉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不说假话。大跃进时期,徐亚辉同志转任大丰县委第二书记,主管农业。当时,虚报浮夸盛行,外县不少地方天天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亩产粮食上万斤、几万斤,结果假高产带来真的高征购,把群众的口粮甚至种子都作为余粮卖光,弄得老百姓没饭吃,不少地方出现群众外出逃荒、得浮肿病,结果又造成田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面对严峻形势,在县委书记毛育人领导下,徐亚辉同志一马当先,紧密团结一班人,面对左倾思潮压力,冒着风险,坚持如实上报产量,不搞虚报浮夸;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瞎指挥;坚持按劳分配政策,不搞一平二调,群众生活没有遭受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还逐步得到发展。

“有困难的事我去”。危急关头,徐亚辉同志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1958年秋季,黄海之滨城市大丰三害(台风、暴雨、海潮)一齐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组织上要求徐亚辉留守后方,他说他是大丰人,熟悉情况,坚决要求亲临海堤第一线指挥抗台防风防海潮的战斗。他身先士卒,冒着狂风暴雨,不顾风大雨大潮水大等困难,日夜战斗在海堤各险段与群众共同抢险,一连几个昼夜均未合眼。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最后海堤保住了,大丰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

淡泊名利  服从分配

徐亚辉同志从1952年起,连续30年,担任过江苏、贵州两省4个县的县委书记。195710月,江苏省委将省委农工部副厅级处长毛育人同志下派到大丰县委任第一书记,徐亚辉同志由书记转任第二书记。他真心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在工作中没有表现任何的不满和消极情绪,相反地仍然那样积极而又热情地配合毛育人同志抓好全县工作,使大丰县在三年困难时期,顺利度过难关,没有一个逃荒要饭的,更没有饿死一个人,保护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生产正常运转,成为盐城地区最为安全的一个县。毛育人同志称赞说:“徐亚辉同志是我的亲密战友,与他共事是一种享受,可以学到他不少好思想、好作风,堪称优秀共产党员。”

19615月毛育人同志调出,地委又调徐植同志任第一书记,他仍为第二书记,还是主管农业,徐亚辉同志和徐植同志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处得很好。当时不少地方推行集体劳动、按时计工的劳动制度,结果造成“上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农活工效低、质量差。大丰县委在徐植和徐亚辉同志的主持下,又一次顶住压力,在全县范围内推行了“小组记工,相对固定,一包到底,集体劳动,责任到人,按劳计酬”的劳动责任制,克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倾向,激发了群众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对大丰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9月,徐亚辉同志再次担任大丰县委书记。

党叫到哪就到哪,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那种绝对服从组织的品格,值得颂扬。1964年秋天,盐城地委召开社教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地委领导找徐亚辉同志谈话,调他去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且要马上就走。人们都知道,旧社会贵州是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中央对这些后进地区,希望加强领导改变面貌,因而需从外省抽调一批干部去支持。此时徐亚辉同志二话没说,就和爱人朱德政一起带着四个孩子匆匆忙忙地去了贵州,丢下了老人和一个最小的孩子,大家连欢送的仪式都没有举行,只是在盐城拍了一张照片就算是欢送了。徐亚辉同志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骨肉分离多年。他在贵州省独山、贵定两县担任县委书记,长达13年之久。

19773月又奉命调回盐城,分配到响水县担任县委书记,一干就是5年。当时响水县是盐城地区出了名的穷地方,有句顺口溜:“小小张黄六(张集、黄圩、六套公社),直通华东局,中央也明白。”在响水期间,他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大丰县轮、间、套耕作方法,提倡科学种田,结束响水多年来单一种植历史;兴修水利,开挖河道、条田沟,引进中山河水,洗碱长水稻;兴办小尖纱厂,发展纺织工业;动员一万多劳力完成海堤工程,兴建三圩盐场,大搞滩涂开发利用,使盐税成为响水财政收入主渠道,响水的面貌发生较大改变。

爱民如子  关心同事

由于1949年大水灾,大丰县农村粮食普遍失收,到1950年春全县发生严重灾荒,大部分群众揭不开锅,靠青菜、皮糠甚至野菜、树皮度命,就在这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高继宽的父亲得了急性肺炎,连续个把星期发高烧40度以上。正急得走投无路之际,此事被时任宣传部长的徐亚辉同志得知,他立即和机关党总支商量,决定救济高继宽60斤稻谷,并要他立即回家帮父亲看病。当时徐亚辉同志家里也多时无粮下锅,全靠草头活命,家里也有父母老人,他不顾自己的困难,如此关心同志,让高继宽感动得流泪不止。60斤稻子不仅救了高继宽父亲的命,帮他家渡过了难关,更使他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大跃进年代“大炼钢铁”时,为了收集原料,大丰县有些公社和大队干部把群众家中一些可用的旧锅、旧农具也收来,有的大队为了搞轴承,把老年人冬天烤火的小铜炉也收集上来,引起群众的怨声和不满。徐亚辉同志知道情况后,专程在白驹公社召开干部会议,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他要求,今后凡是可用的旧锅、旧农具,一律不得收缴;凡是收缴的烤火铜炉,一律送还给群众。当干部应当时刻关心群众,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此事得到了迅速纠正,许多老人重新收到铜炉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徐书记真关心我们,真是个好书记。”

徐亚辉同志个人修养好,没有官架子。他是中央派遣的支黔领导干部,曾在贵州省独山县任县委书记9个年头,大家都感到他平易近人,关心同志。1965年吕文礼同志在外地参加四清运动,留下4个孩子在家,其爱人张燕卧病在床不能照顾家里小孩,要求老吕回家,但部分领导不同意。徐亚辉书记知道后,亲自去老吕家中问候看望,并作了妥善安排,同意老吕回家,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当徐亚辉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湖南常德时,张燕同志当场流下悲痛的泪水。

在响水任职期间,他对所有的同志一视同仁,无亲疏之别,不拉不扯,一是一,二是二。体谅同志,特别是体谅农村干部的苦处和难处,即使下级真的有失误,他也是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最严厉的也就说一句“这样不行吧”,有时还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从不闭着眼睛瞎整人。

严于律己  清廉从政

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他在大丰县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经常要下农村基层,那时县委仅有一辆吉普车,他从不坐车下乡,多是踏着自行车走遍全县。到哪里,就同哪里的基层干部群众一道吃食堂,饭后缴伙食费,从不允许搞小灶或另外加菜肴;他从不收下边送给的任何礼品,哪怕是几斤瓜、几斤蔬菜。在机关,他住的房子同其他机关干部一样,没有任何的特殊。机关党小组或支部开民主生活会,只要他在家都争取参加,从不把自己摆在特殊位置。他常说:“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不可以特殊化。特殊化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更不是领导干部的品质。”

严于律己,一身正气。1960年刘开轩同志在大丰县委组织部任副部长时,曾几次研究认为徐亚辉同志的爱人朱德政在团县委任部长级干部(股级)多年,根据她的德才情况,应该提拔为副科级干部,但徐亚辉同志到组织部再三打招呼,不要提请常委讨论,并说,我知道你们是出于工作需要,但符合条件的人很多,先考虑别的同志吧。就这样朱德政同志从大丰到贵州,再由贵州到返回江苏之前,一晃近二十年,一直工作在股级岗位上。此事弄得她当时在贵州的同事面前很没面子。这不是朱德政同志没水平、没能力,而是徐亚辉同志严于律己的结果。

工作讲民主,不独断专行。在响水工作期间,常委会讨论形成的制度和程序,他总是带头执行;在部门条线干部人事任免等重要问题上,遇有分管常委外出,总要等该同志回来,当面征求意见,然后经全体常委集体讨论通过才公布。在那5年多时间,全县没有一个领导干部因犯错误被处分的,这与徐亚辉同志的己正正人和民主作风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饮食起居,清新节俭。外出蹲点调研时,他对自己特别提出一个“三不”要求,即一不住宾馆,只住招待所的普通房间;二不接受宴请,只吃工作餐;三不要干扰县里党政领导,重点是到农村了解情况。可贵的是,他不仅这样说了,更是这样做了。在他的影响下,少数人“肚里没有油,下去走一走;嘴里没有味,安排开个会”的现象,得到较好的收敛。

徐亚辉同志在大丰、响水和盐城工作多年,一身正气,送礼不要,请客不到。从未听说他收过别人一分钱的礼,哪怕是什么土特产,即使有人送了也一概拒绝。他的一生是清廉的一生,他在弥留之际,还嘱咐家里人:“我在生前从未收过人家的礼,死后也免收丧礼!”徐亚辉同志逝世后,响水县四套班子派代表前往吊唁,带去人民币1000元,以寄托响水人民对他的哀思。事后,朱德政同志遵照他的遗嘱,将钱全部退给响水,后来响水县委将这笔钱捐给了“希望工程”。(作者系大丰区政协科教文卫体委主任)